乞丐俗称叫花子。这种特殊“职业”在历史上起于何年何月，现已经无从考证。在金庸的笔下，丐帮可是江湖上第一大的帮会。自从国务院废除旧的收容管理条例后，慢慢的变多的行乞者涌上了街头。这些行乞的人一改过去那种衣衫褴褛、浑身异味、蓬头垢面的乞讨形象，更多地采取了死缠滥打、围追讨要、拍窗敲门、坐地乞怜等形式。如今，行乞方式又花样翻新了，行乞者成了“演员”，他们编出了“卖身葬父”“失学求助”“孩子重病”等一系列剧目，骗取人们的爱心。

　　那么，这些特殊的群体来自何处？他们为何需要行乞？他们的生存状态怎样？雷霆暗访小组通过一个多月的追踪调查，对这个特殊的群体进行了探秘。

　　调查时间：11月1日-11月5日地点：佟楼麦当劳前调查对象：来自山东的乞丐

　　现在我每天能攒十块八块，好的时候能攒上二十多块钱，等攒到上千块，我就将钱捐给寺庙。”在佟楼麦当劳前，一个在那里行乞了一年多的残疾乞丐张某对暗访小组说。他用一本佛经当道具，再加上一个塑料袋、一个铁盒子、几张报纸，这就是他的全副行乞装备了。“他在这里行乞一年多了，每天早上8时来，下午6时多就走了。”在此负责看车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。

　　残疾乞丐张某，山东人，今年39岁。他告诉暗访小组，他年轻的时候，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到处打工，因为干建筑活，摔断了自己的双腿，所以就开始乞讨了。家里有父母还有一个妹妹，因为家里比较贫穷所以到今天都没有娶到媳妇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家乡的几个人带他走上了乞讨的道路，后来他虔诚向佛。每天他在此乞讨要钱为的是捐助寺庙。

　　张某的说法是否属实呢？暗访小组暗中跟随该人进行了几天的乞讨生活，发现他不过是在打着修庙的借口为自己捞钱而已。11月1日到11月5日连续几天，张某行乞都很有规律。每天8点来到佟楼麦当劳餐厅前，总是手拿一本佛经乞讨，先念念有词地讲一套一心向善的道理。晚上7点多钟，他准时离开，不知道去向。5日傍晚19点，暗访小组再次悄悄地跟着张某离开麦当劳。只见张某一边拖着残疾的双腿，慢慢地向前走着，可眼神却很警觉。当他走到友谊路时，暗访小组惊奇地发现，原来走路瘸的很厉害的张某腿脚利索起来，飞快地向乐园方向走去。张某来到乐园以后，很熟悉地走了进去。在乐园内转了一圈后，很快又走了出来拐进一家小饭店。进了饭店，他开始点起了饭菜，原认为能看到该人在此吃饭的场景。却没想到他却打了包。

　　出门后，他又失去了踪影。小饭店的经营者孙女士告诉暗访小组，该人点了一份鱼香肉丝、一份白菜炖肉、一份拌猪耳朵和两盒米饭还有一瓶白酒，花了46元钱。孙女士还表示，他每天都在此订饭，然后打包带走，从来不在店里吃，每顿饭都在30元到50元左右。乐园附近住的一个知情人告诉暗访小组，他们都住在乐园附近的一个出租房内，一共有七八个人，均来自山东。平时他们都很晚回来，每天早上一早就离开，他曾经在大悲院附近看到过他们在那里乞讨。

　　调查显示：此类乞丐都有谋生能力，因种种原因入“行”后，觉得“乞讨饭”更易吃，遂以此为职业。他们会以各种面目示人，如寒暑假扮没钱上学的学生，过年前扮丢钱的旅客，平时还有人扮“孝子”。

　　调查时间：11月8日-11月13日地点：河北区大悲院附近调查对象：来自河南的乞丐

　　大悲院前的广场上，散布着二三十个乞丐。和丐帮弟子混熟以后，暗访小组了解到，他们当中有一名姓黄的老乞丐来自河南，无儿无女，今年60岁。3年前，她来津乞讨度日，一直居无定所。去年，她在大悲院前的建筑工地旁用雨布和砖块搭起了一个一米多高、三四平方米大小的临时住所。在这个只能爬进去的临时住所，暗访小组探头进去，看到，用砖块搭起的床上铺着两床破棉被，放着几件衣服。床边有一些碗筷和一只水杯，住处外有一个蓝色的热水瓶和一些拾来的垃圾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。

　　据黄某讲，她通常在早晨8时起床，起床后便到附近的早点摊买回一个馒头，回到住处后就水吃掉。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是大悲院的淡季，香客来的不多，她等到9点香客和行人多起来的时候，才拿着铁盆出来乞讨。黄某年迈体弱，较好的行乞地段往往都被其他乞丐占据了，她不得不躲在角落里乞讨。到下午香客和行人散尽时，黄某的铁盆中只有8元2角钱。中午，黄某没有讨到食物，她也没舍得花钱买东西吃，只好忍饥挨饿。

　　晚上7时，天早已暗了下来，黄某才独自到附近的面摊上，花2元钱买了一碗拉面充饥。吃过晚饭，黄某开始在附近的小区和街道上拾废品，但她只拾到了几个塑料袋和纯净水瓶带回住地。据黄某说，她一年可以讨到3000多元，仅能维持生活。不过，黄某表示，这样的生活她还得继续下去。

　　调查显示：此类人员约占全市流浪乞讨人员总数的1/5，属于无自主生活能力的群体，此类人的行乞地点通常较为固定，多以摆地摊的方式向路人乞讨。

　　调查时间：11月13日-11月30日地点：河北区中山路调查对象：来自安徽的乞丐

　　11月13日下午1时，中山路边，一名自称谭红的少女，身着脏兮兮的学生服跪地乞讨。少女面前的一张白纸上写着：“妈妈患重病花了5万多元，人去财空。爸爸开车，不幸遭遇车祸……爷爷整日以泪洗面。谭红无奈之下来到贵地，乞讨学费……”

　　为了解少女真实的生存状态，暗访小组暗中跟踪。11月14日上午8时，暗访小组再次来到中山路，看到该少女已在路边的人行道中行乞。下午3时许，少女起身收起求助书放进背后的书包，揉搓了一会儿膝盖，一瘸一拐地横穿过马路，走进了附近的厕所。20分钟后她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走出厕所，穿过小区，来到大路上，乘坐27路公交车。一路暗访小组也迅速挤进了这辆公交车，另一路暗访小组则迅速打车随行。住处恶劣饭食粗陋

　　下午4时40分，少女在27路终点站宜兴埠镇下车，慢悠悠地又走了15分钟后，拐进一间出租屋。暗访小组紧跟着走进少女居住的出租屋。少女愣了一下，目光警惕起来。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潮湿的地面上散落着方便面袋、破旧的衣服和鞋子。房间里拉起一根铁丝，上面挂着几件脏兮兮的学生装。出租房不足8平方米，一排通铺离地不到30厘米，通铺上有4床破旧肮脏的棉被。据邻居介绍，这里混住着3男2女，他们的年龄均在14岁至16岁之间，是安徽人。

　　不够定额将受责打邻居高先生告诉暗访小组，这5名少年均来自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，两人来自瓦店镇，另外4人来自黄大乡，其中有两人是姐弟。“他们由一名姓韩的‘丐头’操控，在本市滨江道、大胡同、复康路、王顶堤立交桥等地乞讨。”高先生说。

　　“‘丐头’韩某来自安徽省临泉县黄大乡小韦庄，这5名少年都由他操控，每天乞讨来的钱必须上交。韩某每天给他们定下100元钱的乞讨指标，完成了能提前回家，没有完成的必须加班加点，直至完成为止，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一顿暴打。”高先生说。“你见过他们挨打吗？”暗访小组问。“天天晚上打，我们在屋里躺着都听得见孩子们哭。”在“丐头”的高压下，这些少年不得不拼命地乞讨。为完成每天的指标，孩子们早晨6点钟就起床，穿上学生服分乘公交车到“丐头”指定的本市繁华地段乞讨。

　　“丐头”不负责提供饮食，这一些孩子每天只吃早晚两餐，一般是靠方便面和面包充饥。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挨打，他们每天跪地行乞超过10小时。一位小乞丐表示，“丐头”非常小气，他们一个多月没有吃过鱼肉了。

　　“丐头”对乞儿们舍不得花一分钱，可是自己却三天一小宴，五天一大宴。他一天的工作除了安排乞儿们出工，就是晚上定时来收钱。

　　调查显示：这些小乞丐的平均岁数为12-16岁，全部来自安徽省，都居住在宜兴埠镇的出租房内。这类乞丐手持饭盆，主要以磕头、买唱、跟随、拉衣脚等形式，向路人和游客行乞。

　　调查时间：12月1日-12月5日地点：河西区大沽南路调查对象：来自甘肃的乞丐

　　走在繁华街道，你都能看到一帮外地妇女怀抱着几个月的婴儿，在交通要道和繁华路段穿梭。她们在人们上下班的高峰期“上班”，带着一个幼儿，口里不停地念叨“可怜可怜我吧！”幼儿们无奈和企盼的眼神，博得路人的同情，于是纷纷慷慨解囊。待到夜色昏暗时，携子行乞的妇女们又悄悄地聚集在一起，说笑着走回居住地。

　　同样的情景，在东站、中环线、海光寺、狮子林大街等闹市区随处可见。对这些扎根天津的乞讨“娘子军”，许多人认为，她们影响了城市的形象，而携带幼儿讨钱的行为，令人难以理解。为了解开这帮妇女们的生存之谜，暗访小组决定摸清她们的行踪。

　　在大沽南路和中环线交口，常年驻扎着两名扎红头巾的“娘子军”，分别抱着一名不满周岁的婴儿，不管严寒酷暑，她们天天都会按时在此行乞。12月1日上午8时开始，暗访小组对这伙以乞讨为生的“娘子军”进行了跟踪暗访。

　　通常，两名妇女分两路，在中环线与大沽南路交口处抱着婴儿行乞。中午12时，两名妇女在家乐店前的路边碰头就餐，她们拿出准备好的馒头和水，坐在路边吃起来。她们边吃边聊起了家常。

　　半个小时后，两人各自回到行乞地点，又开始“工作”。当暗访小组拿出10元钱递给一名乞讨者时，她笑得很开心，还拍了拍背上的孩子。下午5时，随着上下班人车流的增大，“娘子军”更忙碌了。

　　晚上6时，天已完全暗下来，分布在附近的“娘子军”开始向此地集合。40分钟后，聚集到此的乞讨者有7名妇女和7个幼儿。20分钟后，浩浩荡荡的“娘子军”带着各自的孩子坐上46路公交车，暗访小组迅速地跟上了车。市民张先生说，他每天下班坐公交车经常遇到这拨行乞的妇女。

　　7时45分，“娘子军”在天山路站下车，暗访小组一路跟踪，15分钟后她们走进东丽区阳台村的一片临建房内。据了解，这片临建房居住着60多名外地人，全来自甘肃，租住者多为一家3口，举家在津。这里每个房间都在六七平方米左右，床铺全是用工地的砖块搭建的。每间房的月租金是100元。

　　在一间出租屋内，暗访小组找到了在中环线和大沽南路交口乞讨的两名妇女，一人正在给孩子喂奶，另一人则坐在床铺上哄孩子。房间里还有两名中年男子。

　　经了解，这间六七平方米、无任何取暖设施的简陋出租屋，由这两家人一起租住。他们是亲戚。两名男子在附近的一个工地上做建筑工，月收入均在1000元左右。一名男子表示，妻子带着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，没法找工作，为了贴补家用，只好同意妻子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上街乞讨。

　　在此处居住的甘肃人来自同一个地方，他们没什么文化，都是通过熟人介绍来津打工的。他们甘肃的家在山沟里，家里只有1亩多地，每年打的粮食都不够吃，为了生活和孩子以后的学费，只好外出打工。

　　一名乞讨女说：“我们没有文化，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乞讨最简单了，只好靠它赚钱了。可现在，真假乞讨让人难辨，我一天也要不了几个钱。”

　　据知情者称，这些行乞者很有规律，每年都是冬春时节结伙来天津乞讨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基本上是一个村的，据说是农闲时节来挣“零花钱”，到了农忙时节，青壮年就回去干农活了，留下少数年老的还在乞讨。

　　调查显示：这些人是甘肃岷县人，年龄在18岁-50岁之间，他们都在东丽一带合租房屋。

　　这些乞讨团伙的组织十分严密，有着许多不成文的行规。如“丐头”负责编造乞儿的乞讨身份、骗人的理由以及置办道具(如纸张、学生服等)；为了防止乞讨者串区，“丐头”还专门划分了乞讨路线和乞讨区域。

　　在乞讨组织内部，还有一条“不把内部的事告诉外人”的纪律，这些“戒律”相当严格，比如绝对不准在自己所住的地方行乞，坚决不准和非行乞人员过多说话等。

　　在天津市区里出没着很多独自行乞的少年，事实上，他们都是有“组织”的、是受人操控的。他们每天行乞所得，都将如数被“丐头”掠走。

　　据知情人透露，被“丐头”控制的乞讨少年均是花重金“租”来的，并且看人出价。第一年出来行乞的少年一般没什么“经验”，对于这样的孩子，“丐头”一般付给其家长每年5000元的“租金”。第二年乞讨少年有了乞讨“经验”后，“丐头”付给其家长的租金就会上调，每人每年的“租金”在8000元以上。拿到钱后，家长们就将子女一年的“使用权”转交给“丐头”。从此，家长把孩子交给“丐头”，对其“工作”不得加以干涉。

　　暗访小组算了一笔账：一个小孩每天收入在50元至100元之间，节假日有时一天可以挣到300多元。一个小孩一天就按讨70元算，除去刮风下雨、逢年过节，一年也能讨2万多元，除去给孩子家里的8000元，“丐头”从每个孩子身上至少能挣1万元钱。通常，一个“丐头”至少手下带有四五个少年乞丐，一年少说也能挣个六七万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