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一天我长大了，希望做一个捡破烂的人......人们常常会把好东西当作垃圾丢掉，拾破烂的人最愉快的时刻就是将这些蒙尘的好东西再度发掘出来。”我是中国女孩，在日本，实现了三毛的梦想。我在日本收废品，每天乐此不疲地淘出宝贝，比如古朴典雅的日本铁壶、被塑料袋包裹住的劳力士手表、有些磨损的12块金币......我在高中时便陪妈妈开着小卡车挨家挨户敲门收废品，那时家乡的亲人和朋友都对我的行为表示不解：为何需要跑到离家乡千里迢迢的国家收废品？我不予回应，只是在24岁时拥有了自己的废品回收站，又在5年后的今天，盖了第二所回收站，如今年收入已过千万。废品回收不仅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，也让我感受到，那被遗弃的一件件废品其实记录了主人的故事。三毛说：“拾荒的趣味，除了不劳而获这实际的欢喜之外，更吸引人的是，它永远是一份未知，在下一分钟里，能拾到的是什么好东西谁也不知道，它是一个没有终止，没有答案，也不会有结局的谜。
距离日本东京几十公里外的大马路旁，有一块近五百平米的空场地，这里被水泥板围了起来，不同的大卡车在这里进进出出。靠着马路的那面水泥板上挂着一个大大的招牌，上面用日文写着：池田产业。这是我建立的废品回收站。我出生于1994年，小学五年级跟随母亲从哈尔滨搬到了日本，24岁拥有了第一家属于自身个人的废品回收站。当一辆一辆卡车把废品倒入我的回收站时，我已经能够在一堆乱七八糟、五花八门的废品中，熟练说出每件物品的名字、价格，以及挑选出更有价值的废品。“缝纫机、马达、基板、工具箱......”“这个锁扣应该是带金的，我检验一下。”
作为废品站的主人，我把自己最喜欢的废品都收藏了起来，没事的时候会拿出来欣赏，或者把废品背后的故事告诉其他人，坚决不售卖。目前，在她收藏品的铁架上，有12块金币、各类日本铁壶、劳力士手表、钻戒......曾有人出价几万块回收我的收藏品，被我拒绝了。这些收藏品记录了旧物主人背后悠悠的岁月，也记录了我和它们难解的缘分、有趣的故事。
比如有一次，搬家公司的卡车拉来了在主人家清理出来的一大堆没用的“废品”，在各式各样的主人旧物背后，我翻出了一包塑料袋，里面是主人的饰品，除了珍珠、黄金项链，还有两块手表。一块就是日后放在收藏品铁架上的劳力士手表，经过专业的评估师鉴定，“这块表的残值是30万日元”（按现在的汇率是15,000块钱。）另有一块日本当地品牌的手表，并不被卡车司机看中，但是表带和表盘都是纯黄金制成，价值很高。最后这一车的废品，我按照劳力士鉴定的价格支付给了卡车司机，其他物品再贴补了五千块钱。对废品回收的工作，我评价是“和拆盲盒一样，每次都会拆到新鲜的东西，特别有意思。”
我的废品回收站离城市只有半小时的路程，城市里的拆迁公司和搬家公司将收集好的废品都装满卡车，送到回收站。
我主要收的废品是金属类，卡车进废品站时，我先测量车的总重量，然后每卸一种材质的废品，就重新再测量车的重量，铝、铁、黄铜......按照每种材质的单价乘以重量，算出最终价格。将总价开给司机，司机就离开了，交易十分迅捷。这类金属物品主要是单价便宜，但是量大，每公斤铁买卖中间差价是两角人民币，但是我通常会攒到10吨、20吨再一起出售给出价较高的商家。
我最喜欢的是搬家公司的卡车，卡车送来的废品则是新奇古怪的，因为不同的主人有不同的收藏品，比如日本铁壶、铜器、画、瓷器，若不是金属或者特别贵重的物品，卡车司机都会免费将物品送给美嘉。
日本老人通常独居。老人去世后，子女办完丧事便又匆匆回家，继续自己的生活。子女将清理老人房屋的工作全权托付给搬家公司，工人们把老人生前的物品全都整理在一起，去废品站换一个好价钱。
这些物品在老人生前被井井有条地摆放在屋里，去世后被陌生人们统统装到塑料袋里，送到废品站出售。有些磨损的项链、没办法打开的手机、保存良好的画作......物品虽然不能说话，但凝聚了老人生前的故事。
日本实施垃圾分类已超越40年，有着相当成熟且严格的垃圾分类体系。在日本如果胡乱丢弃垃圾，可能会因违反垃圾清洁投弃相关法律而被罚款，任意一边超过30cm的物品，都属于“粗大垃圾”，大部分需要付费处理。有时候，有人会偷偷摸摸地跑进来，把废品丢进回收站里，把我逗得哈哈大笑。还有一位老人骑自行车带来了电脑，当我说5000日元时，老人甚至以为要给我这么多钱的处理费。日本严格的垃圾处理制度，为废品回收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。
1994年，我出生于哈尔滨，从小由姥姥姥爷抚养，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。或许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，我养成了察言观色的习惯，总是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，一笑就露出甜甜的酒窝，讨众人喜欢。
我称呼妈妈的新丈夫为“日本爸爸”，日本爸爸对我很好，我曾有心脏病，不曾骑过自行车。日本爸爸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放在庭院里，手把手教美嘉骑行。
初去一个新的国家，对我来说依然是不小的挑战。因为不同国籍，部分日本小学生常常喜欢找我的麻烦。
比如当中国民营的游乐园里放置了模样不够标准的哆啦A梦，日本媒体总是抓住这类事大肆报道。我的一些同学故意走到她面前说：“啊，这就是中国的哆啦A梦吗？怎么这么丑啊！”这是孩子们惯用的比较幼稚的嘲弄手段，不过却在他们之间很具有杀伤力。另外由于语言不通、饮食上的习惯不同，我需要适应的内容实在太多。或许因为从小就习惯了和不同的人打交道，我总是保持乐观。
我刚到日本，由于听不懂日语，午饭时间，任何一个人都盛好了饭菜坐在座位上，老师说如果觉得打饭太多可以上来送回来一点，美嘉没有听懂，一个人上去又盛了一大碗米饭。所有人都哈哈大笑，我也一起大笑。平时和小伙伴们一起看电视，小伙伴们笑，她也笑，妈妈问她：“你听懂了吗？”我摇摇头，似乎大家感到快乐，她就会快乐。
我的妈妈在日本的工作十分辛苦，白天在冷库串串，晚上去料理店打工。懂事的我在高中毕业后，就决定出来打工，为家里减轻负担。我尝试了各种各类的工作：在乌冬面店当服务员，刷盘子、洗碗；在超市负责清洗切割猪肉的机器刀片；在成年人玩的游戏店里收拾设备......日本的工作劳动强度大，一个人几乎要干三个人的活，且要求高，要按时按量地完成工作。之前在游戏店里，因为客人离开后，我把游戏设备复归了原位，结果午饭后客人又回来了，逮着她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。
工作辛苦、薪酬微薄，我在尝试了不同的工作后，决定还是回到废品这一行。在高中时，有朋友向我的妈妈提议，可以买一辆小卡车，没事时去挨家挨户收废品，成本低，且回报高。妈妈照做，并且拉上我陪自己收废品。起初来到住户门前，妈妈和我都感到不好意思，从敲门到询问住户有没有废品。因为我家住在日本农村，这些日本老人都非常欣喜年轻人来找自己聊天，很乐意地将自己的废品分拣出来，并且还会热情分享自己家种的农产品和做的咸菜。
那时，我收到的废品大多为家庭闲置品，比如地毯、塑料瓶、废弃的电子科技类产品，虽然能赚钱，但是收入不高。有一天，我照常看到某个庭院里停着一辆橘色的叉车，驾轻就熟地按响门铃，询问户主这辆叉车是否还需要。住户摆摆手，直接将这辆车送给了我，最后这辆旧叉车售出了一万人民币，相当于母亲当年收废品一个月的收入。“那时我还没有18岁呢，这真的算得上我的第一桶金！”因此，我在尝试了几次其他职业后，决定重新再回到废品行业，全心扑在废品回收的工作上。
2014年，我在亲戚家开的废品回收站打杂，平时有时间仍然开着自己的小卡车，去不同的现场收收废品。3年后，前期的努力让她积累了不少人脉，以前合作过的拆迁公司也看中我的踏实和靠谱，在日本富士通会社拆迁项目中，主动联系我让她负责分类和处理金属类垃圾。现场里的空调机和电线较多，我将废品分门别类整理出来，联系需要金属和空调机的工厂，将废品转手了过去。依靠废品买卖的差价，在几个月里，我就赚到了上百万人民币。我认识到，废品回收的发展空间比我想象中更大，为了可以继续接大项目，且在有起始资金的支撑下，我迫切希望自己能开一家属于自身个人的废品回收站。
2019年，我租下了熟人之前的废品回收站场地，准备自己好好发展这番事业。但是天不遂人愿，日本疫情爆发，各类经济受一定的影响，我想象中的门庭若市的场景并未出现，相反有时一整天没有一个人来送货。我深感焦虑，但似乎永远都不可能被打倒， 她又回到了以前的模式，把小卡车收拾出来，每天开着车起早贪黑地到处去找废品，不同于最初的羞涩， 现在我找废品已经游刃有余。
见到拆迁现场，我会提前在网上查询附近电器商店、装修会址的地点，记到本子上，挨家挨户摁门铃递名片。时来运转，2020年，我买下了现在的场地。我现在所在的这块场地有五百平米，并计划扩建到一千平方米，在离此地20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，我又买下一块800平方米的地皮，建一座新的废品回收站。
回收站请了三位中国人来上班，每天的薪酬是600块钱，包吃住，有时也包烟酒，他们工作辛苦认真，所以我也尽可能提供较好的待遇。废品站被钢板完整地围了起来，每到炎热的夏天，废品站内部的温度会比外部气温平均高10度，把鸡蛋打在钢板上，鸡蛋马上就熟了。
而冬天，因为废品回收站是开放场地，所以也没有暖气。废品回收站的工作常常顶着恶劣的天气。并且，收拾废品时受伤是家常便饭。把电线外面裹的外皮扒下来时，电线一弹，便将我脸上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。平时我和其他工人的手臂、脖子，到处都是收拾废品时划出的大伤、小伤。我一直有做美甲的习惯，却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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